中国为何正在进入越来越不利的结构位置：脱钩冲击、内生脆弱与窗口期判断
中国经济正在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未来二十到三十年持续不景气是大概率事件。要理解这一判断，必须同时把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变化与中国内部增长模式的根本性脆弱叠加起来看：外部是中美战略“脱钩”带来的长期挤压，内部是房地产—银行—财政—居民资产负债表这套增长机器走到“物理极限”后只能以“延迟认亏/僵尸化”方式维持，而这种维持又反过来吞噬未来增长与战略耐力。
一、外部环境：中美“脱钩”不是对称博弈，而是不对称的结构性挤压
美中“脱钩”不是一场对称的大国博弈，而是一场结构性优势的第一强国对一个弱点明显的第二强国的一种不对称挤压。施压方并不是美国单独行动，而是美国+欧洲+日本+澳洲+台湾+韩国共同构成主要施压方。这样一种体系性的合力，使得对抗呈现出“以1/3的GDP实力进行不对称对抗”的格局，并且这种对抗不可能停止。在这一结构下，中国实际处于脆弱的一方。中国表面上仍以“新兴强权”的姿态出现，但内部基本面已经被房地产和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问题、投资空间的耗尽、以及分配机制导致消费长期低迷所掏空。
因此，在脱钩过程中中国承受的代价远高于美国。中国硬性的结构性约束导致无法通过投资、出口或消费实现再平衡。美国虽然经历物价上涨（例如9月份美国CPI 3.0%，低于市场预期），仍然可以承受脱钩带来的冲击，并在几年内重建产业链；而中国承受的是生存级压力，金融系统、增长模式、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会被同时置于风险之中。
二、依赖结构：七个关键依赖决定中国“离不开美国/其盟友的商品需求与供应链体系”
外部挤压之所以对中国构成生存级压力，关键在于中国在多个核心领域存在对美国及其盟友体系的结构性依赖。这种依赖集中体现在七个关键点上：
- 第一是美元体系和海外美元资产，约2.5万亿美元美国资产敞口；
- 第二是高端半导体，中国被卡在14nm一代，而美国及其联盟正在运行在3nm；
- 第三是企业级软件、操作系统、云基础设施等关键数字化栈，大量为美企技术；
- 第四是主要消费市场与盟友市场的准入，美及其盟友合计占全球GDP的过半；
- 第五是粮食安全，尤其是大豆、肉类、乳制品等高品质蛋白来源；
- 第六是技术与知识转移，包括高端人才、专利许可、科研合作链路；
- 第七是文化与软实力输入，娱乐文化内容在中国国内的实际影响力与“合法性”价值。
与此相对，美国对中国的关键依赖高度集中在少数初级或中低附加值环节：包括稀土、石墨、钴、锂等关键矿物与材料的提炼、分离、精炼加工能力（尤其在军工、清洁能源、储能、EV供应链上），以及部分传统成熟制造业产能（如家具、玩具、纺织品等）。这种差异意味着两类依赖的性质并不相同：第一类依赖（中国对美国）覆盖货币体系、生存物资、增长市场、科技和合法性来源，属于“国家级风险”；第二类依赖（美国对中国）主要是供应链可替代问题，属于“供应链重构问题”。这就构成了风险的非对称性：同样是脱钩，承压边的系统风险完全不同。
三、内生脆弱：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弱点在房地产，危机不是偶发错误而是模式必然
外部挤压叠加内部脆弱，才是“未来20–30年持续不景气”的核心机制。而中国增长模式的根本性脆弱点是房地产体系；房地产危机不是偶发错误，而是中国模式本身的必然结果。过去25年，中国的高增长模式几乎完全围绕房地产运转：地方政府靠卖地获取收入，开发商高杠杆拿地、预售、再加杠杆，银行以地产为抵押放贷，居民把家庭财富押在房产上，价格不断抬升支撑再融资，循环向上。房地产相关活动及上下游产业链被描述为占到GDP约四分之一到三成，地方财政收入30–50%，居民财富约七成。房地产崩塌后形成大约100万亿人民币的债务无法偿还。
换言之，当房地产这一核心发动机失速时，问题不会停留在“一个行业的下行”，而会通过财政、金融、居民资产负债表与宏观预期向全系统传导。这正是中国在脱钩冲击中显得更脆弱的根本原因：内部没有足够的再平衡空间去吸收外部冲击。
四、金融系统的“物理极限”：不是一般坏账风险，而是资本金无法覆盖的系统性缺口
由房地产危机引发不良贷款导致的问题，是银行体系的“物理极限”，而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坏账风险”。在开发商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LGFV），以及以地产为抵押的企业贷款中，潜在损失规模高达约7.5万亿美元；而中国整个银行体系的账面股本大约在5万亿美元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考虑按真实价值计提，居民通缩式还贷、违约率上升，仅这些部分的潜在核销损失已经超过银行体系全部资产。这意味着如果真实计提损失、补足资本，银行体系在账面上会出现整体性资不抵债，损失量级已经超过系统承受能力。
因此，为避免系统崩塌，当局采取的是“延迟认亏/僵尸化处理”策略，而非一次性出清。这一策略包含三条路径：其一，每年需要提供10万亿人民币去维持展期，银行只能不断展期、滚动不良贷款，不按真实价值计提；其二，通过金融压制（保持实际负利率）把居民储蓄变成隐性纾困资金；其三，维持开发—基建—出口制造这台机器继续运转，期待“用时间换资本”。
为了“遮盖这些亏损”，中国每年需要在系统内消耗约1.1万亿美元，相当于国防预算加科研预算的总和。这被视为极难长期维持的财政金融消耗战。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已进入长期“输血维稳”状态，这不仅侵蚀未来增长，还极大削弱了国家在外部博弈中的战略耐力。
五、问题性质的升级：从经济困境上升为“体制生存问题”，市场化出清被排除
当金融与增长困境发展到上述程度，它就直接上升为政权稳定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体制生存问题”。因此根本不可以让银行重组或破产。但银行体系的僵化叠加银行都是国有的，使得经济运行逐渐失去功能，无法形成自由市场的力量。换句话说，一旦承认并出清损失会触发不可承受的系统性后果，于是只能选择拖延与维持；但拖延的代价又是长期增长能力的持续被消耗。
六、对脱钩的“备战”：有准备但不足以改变结构劣势，且某种意义上加速脱钩
中国早在十余年前就开始为与美国的战略脱钩做准备，其目的在于防止因为今天出现的问题危及政权。准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屏蔽/替代美国互联网平台（Facebook、Twitter、Google被封禁）；第二，强制外资技术本地化与合资；第三，推进“自主可控”技术战略（如“中芯制造2025”和本土云、支付、社交、AI生态）；第四，建立人民币支付与清算网络（如CIPS）以降低对SWIFT/美元的绝对依赖。
这些准备在消费互联网和支付端（微信、支付宝、阿里云、国产社交媒体等）确实建成了“可自我封闭的平行宇宙”。但在高端半导体制造能力、先进工业软件/企业软件栈、全球金融结算与储备货币地位、稳定的高质量外部市场与同盟网络等关键领域，中国仍严重依赖美国主导的体系，且短期内无法自给。中国做了准备，但准备不足以改变结构性劣势；在影响军工、先进制造、全球金融安全的上层关键节点仍受制于外部，这种“备战”举动同时加快中美脱钩。
七、外部金融资产的“人质”属性：不等价、不对称、缺乏对应反制
在这一格局下，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并非“等价”，而是“人质”。美元资产更像“人质”，美国握有冻结权，而中国没有对应的对称反制手段。原因在于，中国境内美企的工厂、合资企业等是实体资产，没法像美元资产那样一键兑现；且一旦强制国有化会引发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抵制与撤离。也就是说，金融层面的不对称，使得中国在外部冲突升级时面临更高的系统性代价与更少的可用工具。
八、人口与长期变量：人口红利断崖消失，社会负担加重
除了外部与金融约束，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断崖式消失。60年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下滑，老龄化断崖式加速，社会负担加重。这意味着即便外部压力不再上升，内部潜在增长率也会受到长期结构因素压制，进一步降低系统的恢复能力。
九、房地产—银行系统持续“放血”：延缓清算的成本使金融系统失效
在当局选择“延迟认亏/僵尸化处理”的路径后，房地产—银行系统就在持续“放血”。每年付出巨大成本去延缓系统性清算，并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失效。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在于维持本身以吞噬未来增长和金融效率为代价，使得系统越来越依赖输血维稳，越来越难以恢复正常的资本配置功能。
十、“最后筹码”的递减：稀土仍有效，但无法瘫痪欧美且将快速递减
中国在稀土等关键领域对美的“最后筹码”虽然仍然有效，但只能带来巨震，不可能令欧美经济瘫痪，并会在未来5–7年内快速递减。这意味着即便短期内能制造冲击，也难以改变长期结构优势与同盟体系的整体格局。
十一、总约束与窗口期：三大目标难以同时维持，2025–2030被界定为“最危险交叉期”
最终，中国面临的最难解决问题，是要维持三大目标：人民币不能崩、压制通胀、同时解决银行坏账、房地产问题、消费不足问题；在这种约束下，债务去杠杆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一旦大幅印钞，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崩溃和通胀大幅上升，因此现在M2也只能增加8.8%，目前是轻度通缩。但8.8%的M2增长不可能解决债务货币化的问题。
在上述外部脱钩挤压、内部金融物理极限与长期变量叠加的背景下，2025–2030被界定为“最危险的交叉期”。2025–2030是中美博弈中最高风险的时间段：如果中国要在外部采取高风险行动，或在内部强行构建合法性，或在外部抢占筹码，这段时间是“必须出手的窗口”；而对美国而言，这段时间是加速脱钩、锁定供应链替代、强化联盟体系的“战略定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