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崩溃论”的澄清：这不是断崖式坠落，而是长期“肝炎式”衰退
当前市场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全面崩溃的论调，我并不认同这种判断。如果一个人曾在中国大陆成长过，尤其是在中国最富裕城市之一的广州，依然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食品匮乏、结构单一、普遍营养不良的生活阶段，就会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从富足跌入绝境”，而是长期缓慢下滑、反复反弹却始终无法痊愈的状态。
这种下滑模式，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清末经历过，民国经历过，1950—1970 年间同样经历过。这里不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只谈经济逻辑与历史经验。所谓“肝炎式衰退”，并不是一路向下的崩塌，而是好一阵、坏一阵；政策刺激时短暂好转，刺激退去后再度回落。这并非绝境，却足以让90后、00后对个人前景失去信心。
我们的判断，基于一组结构性事实。
一、结构性下行的根源并非单点冲击，而是多重长期约束
第一，中国已进入断崖式人口老龄化阶段，其速度明显快于日本当年。出生率已降至约0.9，这意味着房地产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长期萎缩，失去作为经济发动机的条件。
第二，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并未解除。在约12万亿元的债务置换计划实施之后，地方政府负债规模不降反升，再创新高，说明问题只是被平移，而非被解决。
第三，政府体系需供养约8000万名在编人员与退休群体。这一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其结果是对私营部门形成持续性抽血，抑制企业活力，居民消费长期无法真正修复。
第四，以“国进民退”为背景、以斯巴达式效率运转的出口工业体系，依靠每年约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维系，但这一模式已引发全球系统性反弹。美国率先加征关税后，其他国家逐步加入围堵。实质上，美国近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支撑了中国近万亿美元的顺差；其中一部分来自直接出口，一部分通过洗产地，还有一部分是第三国从美国获得顺差后，再向中国进口。从全球视角看，顺差与逆差最终是零和的。
第五，中国的体制与分配结构决定了，不会推出真正“伤筋动骨”的改革路径。这一点与清政府洋务运动高度相似：持续引入先进技术，却始终回避制度性重构。这条路已经走了四十年，边际效果正在耗尽。
第六，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来自美国的压力呈现“一松一紧”的节奏：美国并不希望一个彻底崩溃的中国，但同样不愿意看到一个足以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秩序的中国。
类似的理由还可以继续列举，数量甚至可以超过一百条。
二、中国所处的位置：介于日本模式与苏联模式之间的危险区间
中国当前面临的处境，并非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去一个世纪中，大国在被美国系统性挤压后，主要呈现出两种结局路径：
- 一种是日本模式：接受失速，进入长期低增长甚至停滞，但社会结构与政权体系保持稳定。
- 另一种是苏联模式：在经济失效与制度性压力的叠加下，体系本身发生瓦解。
中国正处于这两种结局之间的危险区间。
与日本相比，中国缺乏日本式的“安全缓冲”：包括民主合法性、高人均财富水平、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以及成熟的社会缓冲机制；
与苏联相比，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嵌入程度更深，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关键通道被切断（美元、技术、市场、粮食），冲击将更加迅速且同步。
历史反复证明，外部高压叠加内部结构性失衡，足以迫使一个大国在短时间内被动“软着陆”或发生体系性断裂。中国的难点在于：既不具备安全软着陆的社会条件，也难以承受全面断裂的代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红利尚未完全耗尽，但缓冲空间正在快速收窄。
三、日本式“失去的几十年”，并非中国可以复制的路径
如果中国能够获得日本当年的“待遇”，事实上已属极大的幸运。但现实并非如此。
- 日本在泡沫破裂后，选择接受长期停滞；
- 当时日本人均财富水平约4万美元，已是成熟的高收入社会；
- 日本是民主国家，政府合法性并不完全依赖“持续让民众更富”；
- 日本拥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经济疲弱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政权风险；
- 日本社会内部结构高度稳定，能够承受长期拖延。
而中国并不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相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
- 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日本当年泡沫破裂后的阶段，约在1.2万美元左右；
- 中共执政正当性几乎完全建立在持续创造经济繁荣之上，而非选举或法治的独立合法性；
- 中国缺乏外部安全保护伞，必须独立承担军费与战略压力，事实上是在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西方体系；
- 社会稳定并非自动生成，而高度依赖增长、就业与收入改善；
因此，“像日本那样慢慢熬过去”的叙事，在中国并不成立。长期停滞对中国而言，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权存续问题，这决定了政策只能拖延，而不会彻底出清。
四、苏联式风险：并非短期崩塌，而是长期冻结
第二种类比来自苏联。其经济模型在外部压力下被证明不可持续，财政透支与供应体系失效叠加，最终导致体系解体。
我们的推演并非认为中国会快速重演苏联路径，而是认为：在出现“全面脱钩、金融冻结、技术断供”等极端场景下，中国更可能进入一种高度军事化、强控制的社会状态，类似1950—1970年代。货币危机与银行挤兑将被强力维稳手段压制，短期内（2—5年）出现深度萧条的概率并不高，但经济将长期陷入“肝炎式衰退”，难以恢复。
因此，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第三条路径：
- 先军政治强化，国有部门持续挤占民营资源；
- 8000万体制内与非体制退休人群由全社会供养；
- 国企依赖民企反哺，多数人感受到的是缓慢、持续的经济降温。
在这种环境下，市场并非没有套利空间，但投资者必须意识到：过去的对手盘是其他股民，而现在的对手盘，越来越多是国家与国家队。
五、川普式“不确定性战略”的历史逻辑
美国作为相对强势一方，可以反复、随机地抛出不同级别的威胁：10%关税、60%关税、100%汽车关税，今天或明天，不断制造不确定性。这种策略的核心效果，是迫使产业链迁移，并迫使中国政府与国企同时为多个最坏情形做准备，从而消耗有限的资源、注意力与行政协调能力。
中国的体制依赖自上而下的规划、五年计划与高度可预期的路线。当外部规则频繁变化时，中央集权体系的协调效率会显著下降。现实中，省级政府与央企面临的最大困扰，正是不知道该依据哪个版本的“国策”执行。
这正符合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强势一方通过随机化行动，阻止弱势一方进行有效对冲。这一逻辑与冷战时期的“疯狂战略”与“边缘政策”高度相似，其目的并非立即击败对手，而是通过不确定性迫使其过度防御并最终疲劳。
六、战略窗口与风险外溢：2027—2030年的关键区间
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往往在“战略窗口即将关闭之前”选择冒险行动。2027—2030年，被定义为中国仍具备高杠杆博弈能力的最后窗口期。
中国当前仍然拥有的一些战略优势：
- 中国仍掌握稀土、电池材料等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的供应链卡位；
- 人口结构尚未彻底恶化到无法支撑工业出口；
- 中国解放军内部的深度清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台海战争风险（但南海方向的不确定性反而上升）。
2030年之后，这些优势将迅速衰减：
- 美国在稀土、石墨与关键矿物精炼领域的依赖度将显著下降（预计2028年实现30%—40%自给，2032年60%—70%，2037年80%以上）；
- 中国劳动力萎缩与老龄化明显加速；
- 房地产 —— 银行体系的慢性失血持续吞噬财政资源；
- 社会稳定的维持成本不断上升。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往往会在“最后还能出牌的阶段”选择冒险。中国当前所处的博弈结构，与这一规律高度一致，投资策略也必须适应这种长期博弈的常态。